(社論)黨產黨資的凱因斯法則(2000/01/08)

　　在連戰提出「政黨黨產信託、政黨停止營利」的政見宣示之後，民意調查的反應卻頗令國民黨尷尬。依據一項民調統計，「非常贊成」或「贊成」連戰對黨產主張的民眾達百分之六十四，但是對於執政黨此項宣示的貫徹執行「非常有信心」或「有信心」的民眾，卻不及二成八。另一項調查則顯示，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認為「連戰的主張」只不過是選舉口號而已，更有高達五成五的受訪者認為這項主張一定跳票。這中間的差距，正反映民眾對國民黨的改革宣示有信心危機。人民質疑國民黨的改革決心，一方面當然反映他們的主觀疑慮，另一方面，卻也呈現出人民對大環境的客觀評估。

　　如果國民黨的理想宣示與政治現實相距太遠，則民眾對執政黨的宣示難有信心，其實是意料中事。那麼，使改革口號難以實現的「政治現實」到底是什麼呢？我們用一個經濟學的實例，即能清楚地描繪出來。在一次世界大戰過後，德國、奧國等若干中歐國家均發生嚴重的惡性物價膨脹。所謂「惡性」物價膨脹，是指當時的物價上漲率每年動輒達幾萬倍，於是社會動盪不安，經濟秩序極為混亂。台灣在二次大戰之後，也曾經發生惡性物價膨脹，規模與期間雖不若當年德、奧諸國，但每年數十倍的物價上漲率，也已經使得民怨沸騰，而使執政當局難以招架。早先的經濟學者研究這些國家的惡性物價膨脹時，都發現物價上漲與政府貨幣供給量呈同步成長。許多膚淺的經濟學家即據此推論：抑制物價膨脹最好的策略，就是抑制貨幣供給。但是後來若干學者的研究進一步發現：雖然貨幣供給的增加是物價膨脹的表象原因，其實卻不是問題真正的癥結。

　　以德國為例，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民生凋敝，外債負擔沈重，政府稅收實不足以因應鉅大的政府需求，故不得不以增發貨幣因應局勢。二次大戰後台灣的情況也非常類似；當年政府為了因應中國大陸部份地區的內戰需求，也不得不以「印鈔票」來支應不足的政府稅收。

　　所以，物價膨脹背後真正的原因，不在於貨幣發行量的增減，而在於政府財政支出需索的多寡。亦即，唯有減少政府需求，才是根除惡性物價膨脹的治本之道。如果以這些前例類比思考，分析國民黨的黨資與黨產，則我們更能看清楚民眾信心危機的癥結。執政黨龐大的黨營事業存在的目的，就是要為該黨提供龐大的運轉資金。

　　為什麼在野黨年支出僅僅數億元，但執政黨每年卻有以百億計的資金需求呢？這個問題，其實國民黨的高級黨工自己都做了答覆。數年前美國時代雜誌報導國民黨奇特的黨營事業時，國民黨財委會黨職人員指出，選舉時「用錢動員民眾」，確實是該黨資金需求之大宗。如果執政黨仍然依賴黑金式的選舉模式、仍然迷信「用錢動員選民」的神效，則其經費需求就不可能減少。而若是該黨在這方面的經費需求依舊，則其對黨資黨產這隻「金雞母」的仰賴就不可能斷絕。

　　因此，龐大的黨資黨產只是執政黨醜陋的表象；黑金式的基層選舉動員模式，其實才是罪惡的真正根源。

　　由以上分析可知，龐大的黨資黨產是支援黑金政治與樁腳賄選之所必需，但它只是汙濁政治的重大助力與「養分」，而不是原因。只要政黨依舊汙濁，選舉依舊骯髒，則執政黨對黨資黨產的「依賴」即屬必要，想縮減亦不可能。這種情形恰與德奧諸國當年在財政支出壓力下大量增發貨幣一般，實乃「不得不然」爾。國民黨不去積極檢討現在極為嚴重的黑金問題與賄選政治，卻要以黨產信託等「宣示」去澄清政治，確實是本末倒置，也難怪民眾對此項宣示不具信心。

　　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曾以「小偷理論」比喻國民黨打算將黨產付諸信託一事，謂偷來的財富不可能因存交銀行保管即變為合法。這句話同樣道出如今部分民眾的心理，即國民黨的做法乃治標不治本，形式上虛幌一招而已；如今已有許多民眾在質疑，即使將黨產交付信託，就政治正義而言，難道國人即能容許黨產「就地合法」嗎？甚至說得更清楚一點，如今國民黨逐步透露的信託策略，包括是否由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中華開發受託處理黨資等，都仍處於同樣的「共犯結構」之內，這不是連形式上的誠意也令人懷疑嗎？執政黨一夕之間由黨產操盤者宣稱將轉變為黨產終結者，看起來似是要放棄他們的既得利益；但民眾旁觀皆心知肚明，若要執政黨改變它利用「金雞金蛋」所建構的汙濁政治，恐怕仍是困難重重。

　　我們在前文中以惡性物價膨脹的經濟實例做說明，現在也許能以經濟學泰斗凱因斯的一句話做為結束的警語。凱氏指出，「改變既得利益（vested interest）容易，改變既有觀念(vested ideas)困難」；旨哉斯言。